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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新思路
[来源:流通经济网 | 作者:锐弈 | 日期:2015-01-20 13:23:34 | 浏览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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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是指近年来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进入中高速增长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主要表现为经济增长速度适宜、结构优化、社会和谐。从中国发展看,一方面外部因素国际金融危机持续释放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内在条件支持经济增长的条件出现新增特点。因此,新常态是外部因素和内在条件相互作用的结果,也是符合经济发展内在逻辑变化过程。
 
新常态提出的主要背景
 
2014年5月,习近平在河南考察时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这是新一代中央领导首次以新常态描述新周期中的中国经济。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2月9日至11日在北京举行,会议认为科学认识当前形势,准确研判未来走势,必须历史地、辩证地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准确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新常态之“新”,意味着不同以往;新常态之“常”,意味着相对稳定。转入新常态,意味着我国经济发展的条件和环境已经或即将发生诸多重大转变,经济增长将与过去30多年10%左右的高速度基本告别,与传统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粗放增长模式基本告别。
 
新常态的九大特征
 
1、从消费需求看,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过去我国消费具有明显的模仿型排浪式特征,现在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保证产品质量安全、通过创新供给激活需求的重要性显著上升,必须采取正确的消费政策,释放消费潜力,使消费继续在推动经济发展中发挥基础作用。
 
2、从投资需求看,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新经济领域的投资机会涌现。经历了30多年高强度大规模开发建设后,传统产业相对饱和,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对创新投融资方式提出了新要求,必须善于把握投资方向,消除投资障碍,使投资继续对经济发展发挥关键作用。
 
3、从出口和国际收支看,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正在同步发生。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前国际市场空间扩张很快,出口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动能,现在全球总需求不振,我国低成本比较优势也发生了转化,同时我国出口竞争优势依然存在,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正在同步发生,必须加紧培育新的比较优势,使出口继续对经济发展发挥支撑作用。
 
4、从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看,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将成为产业组织新特征。过去供给不足是长期困扰我们的一个主要矛盾,现在传统产业供给能力大幅超出需求,产业结构必须优化升级,企业兼并重组、生产相对集中不可避免,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作用更加凸显,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将成为产业组织新特征。
 
5、从生产要素相对优势看,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过去劳动力成本低是最大优势,引进技术和管理就能迅速变成生产力,现在人口老龄化日趋发展,农业富余劳动力减少,要素的规模驱动力减弱,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必须让创新成为驱动发展新引擎。
 
6、从市场竞争特点看,现在正逐步转向质量型、差异化为主的竞争。过去主要是数量扩张和价格竞争,现在正逐步转向质量型、差异化为主的竞争,统一全国市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是经济发展的内生性要求,必须深化改革开放,加快形成统一透明、有序规范的市场环境。
 
7、从资源环境约束看,必须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过去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空间相对较大,现在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必须顺应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待,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
 
8、从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看,要建立健全化解各类风险的体制。机制伴随着经济增速下调,各类隐性风险逐步显性化,风险总体可控,但化解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将持续一段时间,必须标本兼治、对症下药,建立健全化解各类风险的体制机制。
 
9、从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看,必须全面把握总供求关系新变化。全面刺激政策的边际效果明显递减,既要全面化解产能过剩,也要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探索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必须全面把握总供求关系新变化,科学进行宏观调控。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六大趋势
 
     1、经济增长减速换挡。中国经济正在从增长期向中高速发展回归。高增长内外部的条件都在发生变化,增长的潜力也在下降,经济增速的换挡大势所趋,未来要摆脱速度的情节和换挡的焦虑。在符合环境社会承载能力的前提下,以更加合理的速度、更高的效率,更强的韧性来提升GDP的含金量,保持经济健康、平稳、可持续的发展。
 
2、产业链向高端迈进。实践表明,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三产的比重会上升,产业结构的高级化是普遍的规律。未来中国二三次产业的比例将逐步回得到优化,制造业的水平提高,现代服务业长足发展,多元市场主体不断增加高质量、高水平的资本品和消费者的供给,这样能够创造出更多的经济附加价值。
 
3、二元经济结构明显改善。过去几十年区域城乡二元结构特征突出,“剪刀差”扭曲了公民收入分配和资源配置的关系,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和国民财富大幅度提高的重要的原因。未来将会按照均衡发展的理念推进中东西的跨区域产业和梯度转移。深化农村的各项改革,推进城乡要素的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的均衡配置。形成城乡统筹发展的局面,破解中国经济的二元结构。
 
4、从商品输出扩大到资本输出。多年来中国对外经济的不平衡集中表现在国际收支持续双顺差,这种模式不可能长期持续。未来的资源品、消费品和先进的社会技术进口会进一步增加,经济下的国际收支得到有效改善,从对外直接投资的数字看,今年中国首次成为了净资本输出国。资本的大规模走出去,扩展其在全球配置的范围,将意味着中国已经有能力参与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重构,培育和发展国际竞争的新优势。
 
5、中等收入群体成为稳定内需的主体。一个大的经济体必然会有一个稳定内需的市场,随着社会财富的分配更加公平合理,发展的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将会不断壮大,2020年这个数字估计达到6亿左右,总的消费将是2010年的3倍以上。随着城乡居民的收入整体提高,以及公平竞争消费者选择自由,商品自由流动统一的大市场逐步形成,中国将成为全球一个成熟的市场,购买力和需求增长将更趋稳定。
 
6、中小企业和新业态或成为增长的新亮点。近年来电子商务、互联网技术、金融创新、物流新业态,这些都不断出现,传统的市场竞争格局、经营模式出现了重大变化,具有市场进入的门槛低、交易成本低,方便业主也方便客户,这些都是它的优势。将有力的推动中小企业新一轮创业潮。在提高全社会就业水平的同时,有望成为活跃市场的主体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思路
 
(一)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
 
经济运行的新变化,要求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丰富完善新的调控方式,增强调控的科学性、针对性和有效性,使中国经济在进入新常态后继续保持稳定健康发展。
 
一是保持定力,稳定宏观政策基本取向。进入新常态后的增速换挡,是周期性调整和结构性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但主要还是生产要素供需变化带来的潜在增长水平下降所致。如果不顾潜在增长水平下降,动不动就“踩油门”,采取短期强刺激政策,不仅难以阻止经济增速放缓,甚至可能加剧产能过剩、负债上升、资产泡沫、环境污染等结构性问题。因此,只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就要保持宏观政策基本稳定,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合理搭配,不搞强刺激,不进行大的政策调整,给市场主体稳定的预期和信心。
 
二是主动作为,适时有序预调微调。保持宏观政策取向基本稳定,并不意味着无所作为。在周期性与结构性因素相互交织的情况下,实际增速与潜在增长率都存在较大易变性,如果放任市场自我调整,经济增速就有可能滑出合理区间。因此,宏观调控要瞄准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确定调控“靶点”,对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精准发力。当前,我国经济仍面临较大下行压力,需要及时有序进行预调微调,避免经济增速滑出合理区间。
 
三是远近结合,坚持和完善定向调控。宏观调控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在总量调控和结构调整相结合基础上进行政策组合,在稳增长、调结构、转方式和防风险的多重目标中寻求平衡,既要保持经济运行处在合理区间,更要促进结构调整和发展质量提升。财政政策要发挥“定向”功能,加强中西部铁路、棚户区改造、水利、能源、生态环保等重大工程投入,扩大医疗、养老等社会急需的公共服务供给,落实对农业、小微企业、服务业降税减负政策。货币政策要完善“有保有压”,加强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在定向降准等措施基础上,着力降低融资成本,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需要指出的是,进入新常态后,制造业大规模扩张的空间逐步缩小,经济增长动力主要来自于产业升级,提升产业价值链和产品附加值,推动经济向中高端水平发展,应成为定向调控的重要着力点。
 
四是改革创新,不断完善宏观调控方式。随着经济进入新常态,特别是市场配置资源作用不断增强,要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多运用间接调控手段,核心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要寓改革于宏观调控之中,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在预算管理、税制、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等方面推行一系列改革举措,在定向调控中有效发挥作用。金融改革要在放宽市场准入、利率市场化、存款保险制度等方面有序推进,以增强货币政策的传导性和有效性,发挥货币政策在总量平衡和促进增长等方面的作用。深化投资体制改革,确立企业投资主体地位,发挥发展规划、产业政策的约束和引导作用,加强对投资活动的土地利用、能源消耗、污染排放等管理,避免重复建设和无序竞争,增强宏观调控的有效性。
 
(二)以改革创新重塑发展新动力
 
深化改革是适应新常态、重塑新动力的根本途径。改革要坚持问题导向,从制约经济发展的突出领域入手,形成改革和发展良性互动。
 
一是围绕简政放权深化改革。随着改革的深化,政府职能转变取得初步成效,但仍要看到,政府资源配置范围仍过宽,市场监管仍薄弱,公共服务供给还不足。要继续下好简政放权“先手棋”,加快建立和完善政府权力清单制度,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实行宽进严管,促进政府管理重心从事前审批向事中事后监管转移。制定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明确列出禁止和限制投资的行业、领域和业务等,清单以外的,各类市场主体皆可依法平等进入,做到“法无禁止即可为”。继续推进工商注册制度便利化,降低市场准入门槛,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二是围绕产业转型升级深化改革。从以往的案例看,政府有意扶持的行业,往往“有心栽花花不开”,而没有扶持的行业,却收获了“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成果。这说明,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远比给某些行业特定扶持更为重要。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必须加快土地、资金、技术等市场化改革,使生产要素更加顺畅地流动起来。推动以市场为导向的企业兼并重组,促进生产要素由低效率企业向高效率企业流动。深化垄断行业改革,放开自然垄断行业竞争性业务。在公共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领域实行特许经营等方式,引入竞争机制。
 
三是围绕创新驱动发展深化改革。当前,以信息网络、新能源、生物、纳米等技术群体性突破和广泛应用为标志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风起云涌,对构建激励创新的体制机制提出了紧迫要求。要以增量倒逼存量改革,在云计算、大yabo88、物联网、电动汽车等新兴领域组建一批新型研发机构,努力取得一批原创性科研成果。建立技术创新的市场导向机制,引导资金、人才、技术等创新要素按市场导向优化配置。强化企业的创新主体作用,建立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技术成果向企业转移机制。
 
四是围绕推进城镇化深化改革。城镇化是我国最大的内需潜力所在。要以解决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为重点,以提高城镇集聚效应和生产效率为核心,推动土地、户籍、投融资体制改革,使潜在的需求释放出来。深化土地制度改革,依法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房屋财产权等合法财产权益,健全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完善征地补偿制度,为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创造体制条件。分类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建立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构建多元化可持续的城市建设投融资机制,允许地方政府通过发债等多种方式拓宽城市建设融资渠道,鼓励社会资本通过特许经营等方式参与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和运营。
 
五是围绕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深化改革。加入世贸组织的经验表明,扩大开放所形成的外部压力和“倒逼”机制,有效地推动了改革深化和经济发展。要改革涉外投资审批体制,探索对外商投资实现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方式,放宽外商投资市场准入,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开放,放开一般制造业,建立以备案制为主的境外投资管理体制。鼓励企业“走出去”开展绿地投资、并购投资、联合投资等,将国际研发、人才等高端生产要素与国内产业链有机衔接起来,提高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谋求更高水平地融入全球分工体系。只有越来越多的企业“走出去”,到国际市场中搏击风浪,才能形成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和跨国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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